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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檀市长们为什么反对户籍改革

发布时间:2021-01-25 14:36:25 阅读: 来源:领针厂家

叶檀:市长们为什么反对户籍改革

各地方政府正在以城镇化的名义进行基础建设,奇怪的是,户籍改革体制几乎遭遇所有市长反对,这样的悖论显示,多数城市只想享受城镇化的红利,而不愿承担城镇化的成本。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报道,今年4到5月间,国家发改委带动各部委完成城镇化调研,“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”。结果可想而知,户籍改革缺乏执行力,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,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《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》出台,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,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。  连带的结果是,中国城市化数据有注水之嫌。据社科院8月14日发布的《城市蓝皮书: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.5》称,2011年,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.91亿,城镇化率达到51.27%,其中有17%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但没有在城镇落户,有2亿多人户口在家,另外还有7000多万的流动人口。光鲜的城市新区背后,是欧洲与非洲的区别,是把农民工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成本隔绝在城市之外,是只计算当下的GDP而不计算未来所需要支付的庞大成本。  城市需要廉价的农民工,却不需要从农民工来的新市民,城乡剪刀差在城市化过程中再现。并不奇怪,中国城市化进程没有大规模拉动内需,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,这样的城市化之路走到极端,我们将会发现,维持城市安定所需要的费用越来越高,城市高收入阶层站立在冰山上,周围是一片贫困的海洋。  户籍改革需要的成本是多少?社科院蓝皮书指出,假设到2020年,中国每年的城镇化率以0.8%到1.0%的速度推进,2002年中国城镇化率超过60%,今后20年内,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,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,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-50万亿元的成本。必须指出,这是不计入通胀、只计入城市福利的保守数字。  这个庞大的数据,超过一年GDP,在社会保障与公共设施拉动GDP之前,在农民变成市民拉动消费之前,足以压垮地方财政,地方政府是经济理性人,对这笔帐算得很清楚。  健康的城市化是让大多数人过上有体面的生活,而不是让多数农村居民挤进大城市周边的铁皮贫民窟。城市化进程有良好的经验,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台湾地区,主要靠经济发展、资产升值、改良分配制度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所需要的成本。  以日本为例,从明治维新到二战以前,日本城市化进程缓慢,1920年城市化率为18%,1950年为37%。此后日本城市化率进入高速发展期,1957年居然高达76%,此后保持基本稳定。日本城市化首先得益于二战之后的土地改革,铲除了富裕阶层依靠土地获得高额租金的基础,只要城市有一大批依靠城市身份、依靠土地租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,城市化进程就会受到巨大的阻碍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,日本通过工业化扶植中小企业,吸纳了大部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,日本的企业年金制度等政策一步到位地解决了劳动力的养老支出,而收入倍增计划培育出作为社会支撑的中产收入阶层,拨去了钉在贫民窟铁皮屋顶上的最后一枚钉子。  值得一提的是,在工业化、城市化初始阶段都存在房地产等资产上升红利,如何分配这部分收益是健康城市化的重中之重。在工业化阶段,日本经历了房地产缓慢升值的过程,在工业化后期,出现资产泡沫。资产增值收益在土改后由农民分享,农民成为市民有了第一桶金,而我国台湾地区二战后的土改更是到田间地头,指导农民如何如果把握升值红利。  高昂的成本可能是未来的债务。如果我国各城市的地方政府需要承担城市化的户籍转轨成本,相信不会把让房地产升值收益用于各个城市空荡荡的大剧院、城市博物馆,热衷于举办一些大而无当的博览会,而会把这部分收益用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基础建设,用于进城农民工的薪酬、保障体制之中。如果重新设计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制度税收分配体制,那么地方政府就不会成为“大地主”,而会重视消费税收,重视中小企业解决居民就业。  农民转为市民,在错误的激励机制下是负担,在正确的激励机制下,是经济飞升的翅膀。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已回到乡村,上半生是城市边缘人,下半生依然是农村人,第二代、第三代农民工再也回不去了,失去城市人梦想,他们就失去了一切。换句话说,在失去一切梦想时,他们最终失去的只是锁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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