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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过三关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7:12:32 阅读: 来源:领针厂家

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过三关

近日,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》,正式确立了京津冀的重要国家战略地位。作为三大战略(“一带一路”、京津冀协同发展、长江经济带)中牵扯国家最大关注的战略,京津冀规划的成败,关系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转型是否顺利。

京津冀一体化的设想,以及前期的努力,持续至今长达十几年,一直纷争不休。此次终于尘埃落定,并明确了三地定位,确立了北京唯一中心地位,可谓是一大进步。不过,笔者认为,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能否实现,还存在三个方面的考验。

第一,是环保压力对经济发展的制约。

时至今日,国家确立了五大主要战略区,分别是长三角城市群、珠三角城市群、京津冀城市群、长江中游城市群、成渝城市群。以现实而论,京津冀排名前三,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为后起之秀。但从长远来看,京津冀的可持续发展性较低,未来在国家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将有所下降。

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环境恶劣,未来发展空间受到巨大挤压。长三角和珠三角,与京津冀一样,都属于先发区域,但长三角和珠三角,资源先天禀赋优越于京津冀,尤其是最重要的生存资源——— 水资源,长三角和珠三角远远超过京津冀,虽然长三角区域也污染严重,但其恢复起来也快;京津冀则不同,其腹地处于华北平原,传统上就缺水,虽然南水北调有所缓解,但仍非根本解决之道。未来京津冀的发展,仍将受制于水资源的缺乏。同时,京津冀的环境破坏程度,远超珠三角和长三角,更难比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。后者处于长江流域,生态基础好,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弹性大。

2014年,长江中游所在的湖北、湖南、江西,均保持了高速发展,武汉、长沙等城市亦突飞猛进。与此同时,其生态环境,在全国属于中上水平,尚有巨大空间。重庆和成都,亦是如此。但京津冀的战略腹地,不仅经济增速下滑,且生态破坏严重,未来环保压力巨大。2014年,河北经济增速仅为6.5%,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
为了消除雾霾,河北去年的支柱产业受到了强力打压,减产不少。APEC会议期间,更是关停了不少企业。国务院2014年给河北省下达了减产任务:到2017年,钢铁减产6000万吨,水泥减产6000万吨、煤炭减产4000万吨、平板玻璃减产3000万吨。而在2014年一年中,河北已实现钢铁减产1500万吨,水泥近4000万吨,平板玻璃2500万吨。折合成产值,损失超过数千亿。2014年,河北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6.5%,为国内幅度最大之一。但代价沉重,当年河北开展了历史上规模最大、查处最严的环保执法行动,查处环境违法企业7090家,行政处罚环境违法案件2357起。折合成损失,也达数百亿以上。

近日,国务院印发了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》,并把环境质量只能变好、不能变坏作为地方政府环保责任红线,领导干部任期内生态严重破坏将终身追责。在此情况下,可以预见,未来京津冀仍将处于环保高压之下,经济发展仍然要受到巨大制约。

第二,是京津冀三方利益的平衡。

京津冀战略纷争十几年,始终难以落地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难以平衡各地利益。京津冀夹带了两大直辖市,政治序列地位颇高。一直拖到去年,才设立了专门的协调机构,并由政治局常委、副总理张高丽亲自兼任。而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际推动者为国家主席习近平。

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,几经变化,刚开始是京津虹吸河北,河北为京津的发展做出重大牺牲。后来,三地要各自发展,为此提出了两核多点模式,其中,天津为北方经济中心,与北京分庭抗礼。直到规划出笼前夕,进行了最后调整,确立了北京的唯一中心地位。北京仍维持四个中心不变,即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。而天津则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、国际航运核心区、金融创新示范区、改革开放先行区。而未来在政商交错的格局之下,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三地之间的关系仍需协调。

第三,是产业协同与发动机制。

京津冀产业难以协同,是一个长期问题。主要在两个方面,一是彼此产业关联度小。北京重点搞第三产业,成为大陆城市中唯一一个三产占比超过75%的城市。天津则搞重化工业,河北偏重煤炭、钢铁、水泥等资源消耗型产业。河北真正能承接的北京产业并不多。

二是在未来布局中,三地产业规划有很多同质化的地方。在北京和天津的重点产业中,都提出要着重发展电子信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生物医药、高端装备、航空、节能环保等产业。而河北也提出,促进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生物医药、新一代信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节能环保产业。

京津冀的另外一个挑战,是发动机制。北京和天津接近,与河北的差距却很大,客观上形成了两大一小的带动机制。这种机制,与长三角的上海单核、大珠三角的香港单核机制差别巨大。一个处于绝对先进地位的发动机,一个广阔的发展腹地,这种模式最具活力。而京津冀却是大机头,小机身。如何发挥三地的协同效应,是未来的一个长期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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